事后，这位监护人就住了进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碎花窗帘拆下来，替换成沉闷的青灰天鹅绒，一旦全部拉上，白天也透不进一丝光。
“这个耐脏！”姨奶奶高声道。
刚开始我们相处还算和谐，顶多回家得听听她发牢骚，抱怨家里人怎么对她不好。直到某个周五，我穿着脏校服疲惫地站在楼道内，发抖的手哆嗦着试了好几次都没打开门锁。侧耳贴着防盗门听了一会儿，里面很热闹，麻将的方块碰出稀里哗啦的响动，间或还传出男人混着湿痰的咳嗽和大笑。我盯着门框旁的干艾草捆发了一会儿呆，收纳茎秆的红绳灰扑扑的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
我转身想走，兜里的水果刀突然硌了一下我的腰。于是我回过头，握紧拳，邦邦地砸开了门。
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姨奶奶把两万块钱的现金遗产还了给我，条件是成年之后房子得转户给她。我瞥了一眼那只曾经用来摆各种水果的塑料板凳，上面的啤酒罐顶杵满了烟头，沉默地点点头，钻进了堆满杂物的卧室。
我摘下床头o的彩色名片，把本来会被扔掉的碎花窗帘连同衣服和画具一起装进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。
我坐在干涸的卵石滩上哭了一场。天色发乌，狭窄河道上的漩涡勾出底部礁石的轮廓。我望着无法安静的水面，起身抡臂一挥，扔掉了那把旧钥匙，任它顺水漂流，不知去向何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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