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时候，玉良改喜欢加缪了。
读博的时候，玉良长成了大姑娘，像一株青葱的春竹，充满了希望。她很崇拜我，总是把“我哥说”挂在嘴边，连梦想都是像哥哥一样，成为一名研究加缪的学者。我算着时间，等她高中毕业，我也该博士毕业去大学当老师了。以玉良的成绩，不出意外一定能考上白马大学的中文系，而以我的能力也可以尝试申请白马大学的教职。想到将来玉良可能成为我的学生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如此地奇妙与美好。
三年的博士生涯顺利结束，玉良也如愿考进了白马大学文学系。问题是，白马大学的老师可没那么好当，我咬了咬牙，做了个决定，在法国再做两年研究学者。
那是我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。
假如我早点回家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假如我不学文学，或许玉良就不会拿我当榜样，不报文学系，也不进白马大学。假如我没有出现在她们的生活里，就不会把厄运带给她们。
或许我根本不该存在。
我恨我自己。我恨过抛弃我的亲生父母、恨过让生母哭泣的人，我恨过把母亲赶出家的女婿，恨过拾荒老头，恨过胡大宝，恨过动不动就打骂我们的福利院老师，恨过白老师的男朋友，但这些恨都不及我对自己的恨意。我要反省，我要忏悔，必要时，我可以以死谢罪。可是，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，我发现我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连试卷上的错题都比别人少，那么，一个没有过错的人凭什么被恨？谁都没有权利恨我，包括我自己。
可不恨自己，我又该恨谁呢？
刚上大一的时候，玉良三天两头给我发邮件，讲述生活，谈论文学，请我欣赏她的新作，字里行间都是快乐。我是做文学工作的，我能看得见文字的色彩，听得见文字的旋律，嗅得到文字的香气，写字者的灵魂在我的眼中无处遁形，快乐的无处遁形，悲伤的也无处遁形。那时候，玉良是快乐的。
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，文字间的笑声消失了，我嗅到了泪水的气味。
玉良谈论生活与文学的文字越来越少，还经常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。她问我自己是不是不合时宜？问我人之初性本善吗？问我文学的殿堂魔鬼能进来吗？还问如果一个人想象自己是快乐的那她真的可以快乐吗？她像变了一个人，我甚至需要打电话和她确认那些邮件是不是她写的。再后来，连邮件都越来越少，她说她学习很忙，总是想不起来写邮件给我。我感到十分不安，直觉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。我打电话问白老师，白老师说她也发现了玉良的异常，说玉良越来越不爱说话了，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盯着书本发呆。
我提前一年申请结束了工作，准备开春就回国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和白老师视频，玉良哭了，问我说“哥，有人欺负你吗？”我说“哪能呢，你哥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”。她又说“哥，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受欺负。”
那晚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
空空的世界里飘着一束淡蓝。时而像一束细丝，时而像一团柳絮，在那个寂静无声的世界里飘荡着，像在等待，又像在告别，像在清唱，又像在呜咽。
我吓醒了，立刻买了一张次日清晨回国的机票，可天还没亮，白老师就打来了电话，哭着说说玉良上吊了。
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在下雪，玉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床头的一排玩偶都是我送她的。她像睡着了一样，只不过颈间多了一红痕。
这场景我一定在哪见过，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我不能思考，无法呼吸，心抽搐成了一团，双脚像踩在棉花上，有个声音冲我喊道我，这才是真实的，这才是真实的，这才是真实的！接着，那个声音开始尖叫，叫得凄厉，叫得声嘶力竭，叫得毛骨悚然，那声音那么熟悉，像是那个长久以来关在我心底的声音，是谁？是谁把他放出来了？是我自己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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